现代新儒家的定位

        大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资料编辑与学术研究并进,认识介绍与批判分析兼行,人物研究与专题探讨并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提到一个极高的学术水平,对现代新儒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新儒家的思想特质、代表人物、发展进程、理论特征、历史地位等,作了深入的研究讨论。
        大陆对于“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这种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来自对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不同认定。问题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对冯友兰及其哲学的定位。台港学者将冯友兰排斥在现代新儒家之外,基本上出于政治的原因。大陆学界的争论,一开始是出于名分上的考虑,如涂又光认为儒家在大陆长期以来是贬义词,使用现代新儒家的概念有碍对某些哲学家思想体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主要是因为学理上的分歧,即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是否在于“心性之学”,有的学者甚至宣称“不讲心性之学的,不能算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这个概念的严格使用和泛化表述,又引起代表人物的很大出入,对方东美的界定即产生意见不一。实际上,“心性之学”和“开新外王”是第三代新儒家的根本特征,虽然几代新儒家之间有共同的因素,但以第三代新儒家的特征指称整个现代新儒家显然是不妥的。因此,大陆学者现在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本位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但无疑,这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实际上是指“现代的新儒家”,所以学术界更多使用较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即狭义的现代新儒家。虽然严密准确的定义仍在进一步讨论,但也有比较普遍的认同: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使命感,力图融合、会通中西文化,实现儒学现代化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派别。在此内涵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即被确定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由对港台新儒家的研究,大陆学者进而考察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而港台新儒家,很明显,与大陆1949年以前的新儒家有着不同的特征,由此,就产生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的问题,又因为儒学第三期发展之说,就引发了新儒学历史地位界定的讨论。
        现代新儒家的发展阶段,大陆学者的分歧主要在1949年以前的新儒家是否分为两个阶段和个别新儒家学者的归属,但双方划分所依据的标准基本上相同,都是从学术、文化、哲学和历史发展着眼的,只是一取粗,一求细罢了,因而双方是相通的。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分现代新儒学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三代,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代表的第四代,此说已取得更多人的认同。
        把现代新儒家纳入中国现代思潮中进行考察,表现出大陆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意识。方克立等人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它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而三,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处于错综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并存发展的三个重要派别或三大思潮之一。三大思潮之间既有对立斗争,又有局部的统一,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补和互动发展。大陆学者也基本认可中国未来文化在于马列、西化和新儒学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观点,但在怎样互动、何谓良性循环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郑家栋则从文化思潮、哲学思潮和学术思潮的角度定位现代新儒学。有的学者建议补入作为社会政治思潮的新儒学。有的学者主张从文化圈和文化构成的角度去定位,还有的学者主张从儒学发展的纵的方面和新儒学是当代全球意识的一元的横的方面来定位现代新儒家。总的来看,大陆给予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对现代新儒家的把握基本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