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及其思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文忠,四川眉山人。曾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有《东坡全集》一百十卷。
        苏轼的高祖、曾祖皆不仕(世务农)。祖序,曾任大理评事。父洵,游学四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母程氏亲授以书。轼弟辙,亦以文学名。
        苏轼八岁入小学,师道士张易简。
        二十岁,游成都,谒成都尹、端明殿学士张安道(方平),为安道所赏识,荐举入京。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出欧阳修门下。时欧阳修为主考,梅圣俞同为考官。苏轼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下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复以春秋对义第一,殿试,中进士乙科。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此人文章将为天下第一。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丁母忧,苏轼返乡。
        1061,中制科,入三等,作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1065,试秘阁,入三等,得入直史馆。不久,丁父忧,归蜀。
        1069—1071,熙宁二年还朝。时王安石参政,始行新法,苏轼与之议论不合。王安石欲变科举,不以诗赋而以经义取士。上疑,使两制三馆议之。轼反对变革,上议谓“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不必“变今之礼,易今之俗”。轼献三言,谓陛下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意有所悟。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御史以杂事诬奏其过失,乃乞外任避之。
        1072—1074,任杭州通判。
        1075—1077,知密州。
        1077—1079,知徐州。1077年8月徐州水患,轼治水灾有功。
        1079,移知湖州。是年秋,因所作《谢上表》其中有“愚不入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夹带牢骚,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以谤讪朝廷劾治其罪,逮赴御史台狱,穷治其诗文谤讪朝廷、非议新法之罪。在狱中关了八十多天,经朋友多方营救,至是年岁暮(十二月二十九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乌台诗案”。
        1080—1084,在黄州。初居临皋亭,生活很苦。故人马正卿为请得郡之营地,使躬耕其中。其地名东坡,轼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因自号东坡居士。1082年(壬戌),年四十七,两游赤壁作赋。
        1084,量移汝州。又上表乞于常州居住。
        1085,居常州,内复朝奉郎,知登州。又以礼部郎官召,除起居舍人。(时神宗死,赵煦〔哲宗〕立,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罢新政。)
        1086(哲宗元祐元年)—1088,翰林学士,知制诰,又除侍读。
        1089,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七月到杭,去杭十七年而重来,备受人民欢迎,“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向。”(《杭州谢表》)(此次乞外郡之原因,是受到赵廷之、王觌等之攻击。)
        1089—1090,在杭州,筑苏公堤,兴水利。
        1091年三月,召还,除翰林承旨。以旧职出知颍州。与赵德麟赈济颍饥民。
        1092,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1093,高后卒,哲宗亲政后,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
        从1085到1093,此七、八年中为哲宗元祐朝,高氏听政时代,起用元老派人物,一反新政,是苏轼在官职上的上升时期,此后即为下降期。
        1094(哲宗绍圣元年),上年高后卒,哲宗亲政,起复投机新政的章惇、吕惠卿官职。是年,以章惇为相,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范祖禹均罢官。另一投机新政者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
        轼贬官知英州,未到任,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轼贬官知英州,未到任,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今广东省惠阳县西)。
        1095(年六十)—1097,在惠州,有和陶诗。
        1097,责授琼州司马,昌化军安置(昌化军在今海南岛儋县)。遂寄家于惠州,独与幼子苏过渡海。(是年,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官,流放吕大防、刘挚、范纯仁于岭南。)
        1098—1100,在儋州。哲宗死,徽宗立,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又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不久,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
        1101(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年六十六岁。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六月,上书请老,七月丁亥卒(七月廿八日)。
        亥卒(七月廿八日)。“其卒也,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墓志铭》)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同为古文家,与他们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孔孟儒家思想,也接受了道家庄子的思想和佛学中的禅宗哲学思想。苏轼博极群书,有天才,有文学修养。他的思想不限一家,他融会贯通了各个学派、学说,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一、正统派的儒家思想
        苏轼有儒家思想,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所共有的。他的应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早体现了这种思想。他推崇韩愈,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比韩愈于孟子,认为韩愈是继承孟子精神的。苏轼是反对法家的,《商鞅论》拿儒家道理驳斥法家思想,反对商鞅变法。他认为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基于此,他也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接近法家精神的。王安石欲改革科举,罢诗赋,兴学校,轼谓诗赋可以得通才,学校未必得人才。熙宁四年(1071)他上《议学校贡举状》提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不必“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同年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希望神宗皇帝明白“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国家之所以存在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愿皇帝存纪纲,以防小人借台谏官之职而蒙蔽朝廷。他认为王安石新法主张理财非尧舜之道,他在《戏子由》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新法重法轻儒,认为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他的这些主张是比较迂阔的,基本上是唯心论的。他出于欧阳修的门下,当然受其影响,但正统儒家思想,不如欧的浓厚。同时,他与二程不合,对二程的道学和理学也是反对的。
        苏轼的政见不如王安石的激进,但也不像司马光一派的完全阻挠新政。他的办法是不必多所更改,如非推行新法不可,往往持因法以便民的态度。他主张宽政爱民,这虽然不能解决北宋的根本问题,但本着这种主张,他在地方官任上,确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如,他在密州任上,赈济穷人,轻税宽盐禁,因为密州贫民是靠贩盐为生的。在徐州任上,保护冶铁业,以防盗贼,并亲自参加防御水灾,严格执行使富民不迁,饬今其共同防御自然灾害的政策。《九日黄楼作》一诗即述此事。同样在徐州任上,元丰二年(1079),上《乞医疗病囚状》,谓官吏不应坐视不救,让囚犯病死于狱。在杭州通判任上、湖州知州任上,多接近人民,就所见闻,作诗以讽。例如《山村五绝》之二云: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之三云: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五绝中都有讽刺,本传所谓“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也。而李定、舒亶遂锻炼之欲置之死地。他还有表达人民惨痛呼声的诗,如《吴中田妇叹》诗中说:“汗流肩赤贞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反对虐待人民,作为官员,他也自咎,在《戏子由》一诗有这样两句: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自供云:“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棰此等贫民,轼平生所惭,今不复耻矣。以讥朝廷盐法太急也。”(周紫芝《乌台诗案》)苏轼处于矛盾痛苦的心境里,他主张宽政爱民,而政府苛税暴政。青苗、募役等法,在王安石的主张固好,但执行时也有变质,未必于人民有利。他多发牢骚,形于诗歌。乌台诗案由他到湖州所作《谢上表》中语而起。主要原因是他文名甚大,有群众基础,其文集已刊布,诗出亦传诵,遂为新党所忌,必欲置之死地,而加以讪谤君上的罪名。实则苏轼诗只言新法执行之弊,并无讥讽君上之意。言事者又欲其供出交通王诜等罪状,以使张方平、司马光、苏辙、李清臣、李常、黄庭坚等一网打尽。又举其《咏桧诗》以为目无君上。苏颂(子容)亦以事系台,其狱中诗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之句。其乌台诗案供状数万言,皆轼所自供自书。(按,朝廷先有讥讽诗文底稿,使轼一一招供。有不尽者,轼更思索补充。乌台诗案供状如此,不一而足,此不过一例耳。)
         二、道家思想
        苏轼受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很深。这种思想与他的文艺创作联系更密切,而成为其人生观的主要部分。他从小就喜欢《庄子》,他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此书,得吾心矣。”道家思想在他的人生观与日常生活上表现得很具体,尤其在政治上不得意时更为突出。他接受了庄子哲学思想中好的方面,形成了超然达观的人生观。他从杭州通判到胶西密州任知州。此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但苏轼不以为苦,自得其乐。筑超然台,并撰《超然台记》。他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可乐的地方,不必专有,故要超然。人有情感,但不能溺于物欲。去除物欲,就能常得物之可乐。“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皆游于物之外也。”苏轼所谓超然的态度,就是“游于物外”。这种人生哲学是接近于庄子《逍遥游》中的思想的。虽然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但在困苦的情遇中积极、乐观,不悲观、沮丧。“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要求一种自由的意志,要求思想上的解放,这也就形成了苏轼文学创作中豪放、旷达的风格。这种超然思想和达观主义是和他的生活有关的。他是官僚出身,爱护人民,但又不得意,综合这几个方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就形成了超然的人生观。《赤壁赋》中,他要求解脱苦闷,“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无限宇宙的角度看,宇宙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有什么可悲观的呢?苏轼就在这变与不变和物我不尽的形象描述中寄托了他的达观的人生态度。《宝绘堂记》中也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这种思想同样表现在《放鹤亭记》中。苏轼的诗词散文,具有如“行云流水”的自然奔放的风格,是和他的超脱不羁的性格,在苦闷矛盾中要求解放的思想一致的。
         三、佛学思想
        苏轼无书不读。和一般的古文家反对佛老不同,除吸收老庄哲学外,苏轼还喜欢读佛家的书。他好读佛经、内典,与有名的禅师交游。尤其熟读维摩法经。苏诗中往往用佛经典故、禅宗的“妙悟”。
        苏轼博极群书,明白书理。他的世界观中有唯心的成分,也有唯物的成分。苏轼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儒学、道家、佛学熔为一炉,矛盾统一。不是一家,表现在各个不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