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以民为心

        陆九渊有这样一段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设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手丘民为天子’,此大义正理也。”(《陆九渊文集·与徐子宜》二)陆九渊继承先秦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把它发展为彻底的“民为邦本”论。在陆氏看来,天下之所以要立君主并设官置吏,其目的是为了养(司牧)民。天子之位并不是专为君主实现一已之私而设立的,而是为养民设立的,如果君主不能养民,行仁政,使民过上好的生活,那就是失职。正是从民为邦本出发,陆氏肯定武王、否定伯夷。认为武王是有道伐无道,诛伐暴君,解民倒悬,是行王道以得王位,而不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而伯夷就不懂这个道理。
        陆九渊尤其对为官如何为民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首先论述了圣人与众人的关系。他认为,圣人是“生知”,是生来就能保存“良心”的人,而民众则是“愚民”,生来虽然固有“本心”,但一些大道理很难懂得,所以他们只能按照圣人之道去做,享用圣人造物备器的便利。但他同时指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圣人能够成就天地覆载万物之功,但同时也要依靠卿土的谋略、卜筮的警示、百姓的作用。这就是“圣人固与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同上《使民宜之》)。其次,他提出为官者能否以民为心、站在民的立场上,而不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是判定这个官是正是邪、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标志。他说:“大抵今时士大夫议论,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议论者,有主身而议论者,邪正、君子小人,于此可以决矣。”(同上,《与陈倅》二)
        王夫之认为,自古儒者重民其依据有三:一是“人不得速者,惟天则已”。然而“举天”而以民的视听为视听,可见民的地位是至要(《尚书引义》卷四)。二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三是“不恤其民,名为忧国,而国实受其败”(同上)。他在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教训时指出,“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原因是“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读通鉴论》卷二六)。因此,王夫之特别提出要重视民的生活。他指出:“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积勤苦以获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谷帛。”(《读通鉴论》卷一六)因此,是安民以生,还是扰民以乱,至关重要。“利民”还是“厉民”是区别政与弊政的标志。把社会的治乱兴哀与老百姓的生活、生计联系起来,并把民的生活与民之生计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些思想都为后世的先进中国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