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近代洋务派富国 强兵的基本理论。原文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又作: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体用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体指主体、本体或实体,是形而上之道; 用指作用、功用或效用,是形而下之器。在这一具体命题中,“中学” (旧学) 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是儒教 (纲常名教) 及其文化价值系统,“体” 则指基本原则;“西学” (新学) 指西方的声光电化等实用的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商务知识等,“用” 则指具体功用。早在1861年,具有改良思想的儒家学者冯桂芬就提出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的主张,他所谓 “诸国富强之术”,不仅指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教育等。这是 “中体西用” 思想最早的表述,在早期改良派中产生了相当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思潮。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翌年,沈毓桂以沈寿康之名,在 《万国公报》 (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报纸) 上发表《匡时策》一文,其中有言: “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 “中体西用” 一语的最早出处。次年8月,大学士孙家鼐在开办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前身)的奏折中也说: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在其 《定国是诏》 中称: 各大小官员,务必以中国圣贤之学作为根本,兼而博采西学中切时务的东西,以成为通达济变之才。将“中体西用” 的思想路线昭示全国。同年,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为基调,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 的思想路线及其具体措施,被视为 “中体西用” 思想的集大成,以致一般人甚至误以为张之洞是 “中体西用” 一语的发明者。到了世纪之交,“中体西用”事实上已经成为时代思潮,甚至成为清政府推行 “新政” 的基本方针。“中体西用” 是中国近代政治精英所设计的强国图存之路,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先进,这是中国人亲眼目睹的事实; 但中华民族的命脉寄于华夏固有的文化价值系统 (儒教),这又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所昭示的真理。中国文化既要图延续,又要谋发展,找不到比这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而且,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以固有的价值观念为本,不断融合吸收其它文化的历史。有人以 “中体西用” 为排斥西方文化,但事实上,任何非西方的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 “全盘西化” 只是少数学者的空想)。坚持 “中学为体”,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归为先进或落后、革新与保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路线却并未能使满清王朝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