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的现实途径

        为了给每一个人指明修身养性成为正人君子的道路,孔孟等儒学大师还区分了人格的不同层次,研究总结了具体的修养方法。
        孔子把人格分为小人、士、善人、成人、贤人、君子、圣人等不同层次,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小人:孔子以“小人”与“君子”相对,认为小人只关心一己私利,心胸狭窄,不明事理,只知道随声附和;当官时骄傲凌人,喜欢吹牛拍马;穷困时便胡作非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士:这是一般读书人的人格,他应该意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刚强而有毅力,不贪图安逸(《论语·宪问》)。对自己的行为保持羞耻之心,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能做到“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
        善人:应善于向别人学习,具有精湛的学问和高尚的道德(见《论语· 先进》)。不图虚荣,保持操守。善人善于教导人民,如果“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
        道德修养比较完备的人,孔子称之为“成人”。“成人”应当具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同时以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其要点在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即使长久贫困,也不忘平日的诺言。(参见《论语·宪向》)
        君子:这是孔子为一般人塑造的理想人格。他应该以孝悌为本,主忠信,善交友,好学深思,知识广博,虚心自责,勇于改过,具有仁、知、勇等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详见前文)。
        君子中居于高位,为治国安民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圣人”了。
        孔子对不同人格的划分,有利于不同道德层次的人对照自己,加强努力。
        历代儒家学者都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不少具体有效的修养方法。《中庸》对此有所概括:“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具体说来,儒家的修身之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1)好学。儒家的不同学派虽有“性善论”、“性恶论”的不同主张,但在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致知明理、培养仁德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孔子主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不但要从书上学习古代明君圣主的优秀品德,还要善于向周围的人学习,“就有道而正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要重视良师益友的道德影响:“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荀子·性恶》)要善于以“非我而当者”为师,以“是我而当者”为友(《荀子·修身》),“如切如磋”,互学互勉;“如琢如磨”,修饬自己(《大学》)。
        学习的重点是学礼(理),“明庶物,察人伦”。“庶物,庶事也”,即尊卑上下的关系;“人伦,道之大原也”,即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明庶物,察人伦,皆穷理也。”(张载《张子语录》下)“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朱子语类》卷一五)。
        (2)内省。孔子主张“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见其过而自讼”(《论语·公治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经常自觉地检查自己,用知过内疚、良心责备的方法使自己改过从善。即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这就是“慎独”的境界。
        内省首先要诚意、正心,即诚实自己的意念,不要自欺;抑制住忿懑、恐惧、好乐等感情,端正思想,专心致志地修心养性。“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还要勇于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的心志,培养常人难以具备的优秀品格,在义的行为的不断积累中培养“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内省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的本性中包含着仁、义、礼、智。只要发展、扩充每个人的四端(心),即可认识自己的善性,进而认识天命(天理)了。

曾子庙三省自治坊

        (3)力行。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孔子把“能近取譬”(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先事后得”作为提高道德修养、成为仁人的方法。他开设的课程中,“行”就是指道德实践,“忠”和“信”也包含实践的内容。他认为,光说不做,言过其行是可耻的,要求学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敏于事而讷于言”(《学而》)。这里已包含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萌芽。孔子自己身体力行,在伦理思想与道德实践的结合方面作出了榜样。
        力行之要在于克己、守礼、行善、集义。要确立“天理”的至高无上地位,努力克制自己的物欲和情欲,牢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下),一切按封建礼教行事,“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论语· 颜渊》);“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五);要有仁爱之心,助贫寡孤弱;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别人,“诲人”、“教人”、“立人”、“达人”;“集义犹言积善也,必须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气”(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要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实践中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为了帮助人们树立实现理想人格的信心,儒家学者们大力歌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贤的光辉道德、丰功伟绩,作为人们效法的楷模。
        修养方法的具体性、人格层次的阶梯性、先圣引导的示范性等,使似乎高不可攀的儒家理想人格与日常的学习、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圣贤”、“君子”从天上降到人间,成为包括达官贵人、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在内的万千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目标,并对他们的思想修养、道德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