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祭祀
(1)先代帝王功臣之祀。《礼记·祭法》说: “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就是说凡有功于国于民的先代帝王都应受到祭祀。《祭法》又举例说像帝喾、尧、舜、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这样一些“有功烈于民者”,都应列入先代帝王的祀典。秦汉以前,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主要是祭古圣王与英雄祖先,汉以后受祭的先代帝王则越来越多。功臣祭祀在商代就已有之。《尚书·盘庚》引商王盘庚对大臣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尚书·伊训》载“伊尹祠于先王。”伊尹是汤的贤臣,甲骨卜辞中屡见祭伊尹的内容。《周礼·司勋》说:“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勋诰之。”这是说,功臣祭祀一般是将功臣神主配祭于先王宗庙,由司勋作祭辞告神。周代最著名的功臣是吕尚,不仅大享配祭先王,而且还封为齐国国君,齐人称之为“太公”。
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曾祭祀(包括望祀)先代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出巡,也仿效秦始皇的方法祭祀先王。同时,秦在雍城还有“九臣”、“十四臣”庙。(《史记·封禅书》)自汉代起,开始为历代先王立祠祭祀。汉初大封功臣,也有祭功臣于庙的制度,还修建麒麟阁,内画大功臣的肖像。隋代在京城立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的帝王,并且在先王遗迹处分别立祠。唐以后为历代开国皇帝和辅佐大臣立庙,宋代又增加对历代中兴之帝和守成之帝的祭祀。明太祖在京城总立历代帝王庙,明世宗嘉靖年间,在北京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并以历朝名臣配祭,于每年春秋二季仲春致祭。清代沿用此庙,并袭用明制。后来康熙帝说:“凡为天下主,除亡国及无道被杀,悉当庙祀。”(《清史稿·礼三》)于是增祀先代帝王一百四十三人,配祀功臣四十一人,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2)圣贤之祀。圣贤崇拜源于远古的英雄崇拜。“圣贤”是古人的提法,这里指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或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从而长久地受到全民族崇拜和敬仰的人,如孔子、关公(关羽)等。在圣贤崇拜中,最典型、最持久普遍的是祭拜孔子。孔子生前并不得意,死后才逐渐受到尊崇。汉高祖刘邦过鲁开始了中国的祭孔活动,但还只是一般的礼节,直到汉平帝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以后历代陆续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子庙,尊孔子为先圣先师。从学校到社会都普遍祭祀孔子、孔子弟子及历代大儒(后代还尊孔子弟子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孔学继承者孟子为亚圣)。南北朝时的太学和各地郡学还立有孔子、颜回庙。唐宋以后,孔子被不断加封,称为“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祭礼的规格由小祀、中祀到大祀,直至用天子的礼乐来尊崇,祭祀典礼极为隆重。曲阜孔庙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至今成为中国最大的宗庙建筑群。
周代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据《礼记· 文王世子》所载,有“释奠”、“释币(帛)”、“释菜”三项。所谓“释奠”,是设荐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无尸。“释币”是以帛奠享。“释菜”是以菜蔬设祭。这是始立学堂或开学之后学生入学的礼仪。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每年春秋二仲月行此礼,仪式则日趋繁琐。至清代,以北京国子监为太学,立孔庙,祭孔为大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雍正四年,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举国斋戒一日。在孔子故里(曲阜阙里),春秋祭祀的礼仪与北京太学相同。自周人为文王武王立文庙武庙后,历代祀典都立文武二庙,各州县也都有文武二庙。文庙祀孔子,武庙祀关公,至今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文庙和关帝庙的遗址。历代的祭孔活动,到后来只有纪念意义。而失去了宗教意义。孔子始终保持着大德先师的形象,祭孔的纪念意义超过对偶像的顶礼膜拜。
(3)祭先农、先蚕。先农又叫神农氏、烈山氏、田祖,汉以后通称先农,是后人对最早发展农业的氏族的尊称。原始时代的人们不知道房屋、用火和农业等是谁创造的,要崇拜这些事物的发明者,只好以氏(氏族、民族)相称,曰“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所以对神农氏的崇拜又远过于其他诸氏。古代对先农的祭祀又与籍田礼直接相关。周代制度,天子在祀先农时,要行籍田之礼,以示劝农。籍田祀先农,都在春季进行。《礼记·祭义》说:“天子为籍千亩,以为醴酪齐盛,敬之至也。”《诗经·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耤,十千维耦。”这是对周成王参加籍田礼的形象描写,可见祀先农时确有籍田礼这一节目。
籍田祀先农之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南朝宋文帝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民耕田情形。宋朝于朝阳门外立先农坛,以后稷配祀,先农由中祀改为大祀,由皇帝亲自主持,并行扶犁三推之仪,以示皇帝亲耕,天下农事开始。明代建先农坛于南郊,有观耕台。清朝建先农坛于正阳门外西南,帝王主祭先农并行籍田之礼。
在籍田祀先农的同时,还祭先蚕,由皇后主祭。《礼记·祭统》说:“天子亲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天子诸侯非莫耕(不是没人代耕),王后夫人非莫蚕(不是没人代她们养蚕),身至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据《后汉书·祀仪志上》记载,每年四月,皇后率公卿诸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桑,并“祠先蚕,礼以少牢。”魏晋以后,亲桑祀先蚕之礼与籍田祀先农之礼比附,于是相应地立了先蚕坛,又有皇后“采桑坛”。明代嘉靖年间在北京西苑(今北海公园)新建先蚕坛,废去北郊安定门外的旧坛。清代的先蚕坛也在西苑内,并有观桑台、亲蚕殿、先蚕神殿等,但明清两代的皇后很少亲自去祭祀,常派嫔妃或官员代祀。
历代所祀的先蚕各有不同。据《后汉书注》,汉代的先蚕是苑窊妇人和寓氏公主。黄省曾《蚕经》说蜀地以蚕女马头娘为先蚕。又传说黄帝妃螺祖是养蚕的创始人,北周以后螺祖被尊为蚕神。事实上,真正养蚕创始者谁也不知道,之所以历代出现不同的蚕神,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传说。
(4)五祀:户、灶、中溜、门、行。在周代,贵族有“五祀”的祭礼,有时又称为“七祀”。五祀都与人类日常起居炊食用水等有关。“五祀”、“七祀”具体指哪些神,旧说不一。《礼记·祭法》说七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户、灶;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郑玄又根据《礼记·月令》注《曲礼》,以为五祀指户、灶、中溜、门、行五神。
五祀又与五行、四季、五脏等搭配,《礼记·月令》的说法是木为户为脾,火为灶为肺,金为门为肝,水为行为肾,土为中溜为心。春祀户,夏祀灶,季夏(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祀行。汉代以后的祀典在《月令》五祀的基础上改“行”神为“井”神,称之为“门、户、井、灶、中溜”(《白虎通义·五祀》),都按季节行五祀之礼,孟冬之月“腊五祀”,总祭一次。
门与户是两种神,双扇曰“门”,单扇曰“户”。宫廷的中门,自大门至寝门都是双扇的,城邑门也是双扇的,室门为单扇,所以“户”指宅内各室之门。门户神的功能是“主出入”,后来变成避邪疫。
灶是用土或石砌起来可以烧火炊食的用具,灶神又称灶君、灶王。孔颖达《礼记· 礼器疏》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实际上灶神源于原始人的火塘崇拜。与灶神关系很密切的是炊神(古文献作爨神,又叫“奥”),炊事在古代通常由老妇负责,所以古人把想象中最早发明炊事的老妇奉为炊神,曰“先炊”。春秋时期灶神和炊神的祭祀方法不同。祭灶神要燔柴,祭炊神不燔柴,只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供奉。在汉高祖的祀典里也还有“先炊”,祀“古炊母神”。由于灶、炊二神的关系太密切,因此在春秋末年就有很多人分不清二神的祭礼。汉以后,灶、炊二神便合在一起,以灶神名义而祀之。
中溜神即住宅神。“溜”本指屋顶流雨水的地方,古代宫室之制为四合院(前堂后室,左右廊庑),中间小院俗称天井,也即所谓中溜,为四周雨水流往之处,所以中溜又成了住宅的代称。中溜神的职责是“主堂室居处”。周制,庶民在五祀中只能立一祀,即只能祭户或祭灶,以至民间只流行门神灶神,中溜神只保存在官方的祀典中。
唐、宋、元时,又采用《礼记·祭法》的天子七祀之说,所增祀的“司命”不是星辰崇拜中的文昌宫座的“司命”,而是宫中小神,“主督察三命”,即督察人的年寿、行为、善恶。所增祀的“厉”指厉鬼,即无人祭祀的野鬼和恶鬼。司命和厉在上述五祀中不伦不类,在祀典中没有代表性,因此明、清两代仍行五祀之礼,年终时在太庙西庑下合祭。清康熙后,罢去门、户、中溜、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
(5)祀高禖。高禖是专司生殖的女神。祀高禖是乞子之祭,这是由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生殖女神崇拜发展而来的。文献中,《礼记· 月令》始载高禖之祭:“是月也(指仲春二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意思说仲春二月燕子飞来时,便举行祀高禖之礼,届时天子亲往,后妃则率众嫔同去,用牛羊豕三牲祭高禖神,祈求生育。所带的弓袋弓矢都是男子的用器,这是为了求生男孩。
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以太牢祀之,礼仪隆重。汉以后封建王朝的正统祀典,始终依《月令》称生殖女神为高禖,而民间则按本民族本地区的习惯来附会生殖女神。如附会西王母为主生育的“王母娘娘”,或把佛教女菩萨观音附会为“送子观音”等。但无论是王朝还是民间,尽管乞子的目的各不相同,但生育崇拜却是全社会人们共有的观念。到后来,乞子祀高禖的宗教活动在民间则逐渐成了一种民俗。
(6)傩。傩是驱除疾疫之礼。上古时代,人们对疾病和瘟疫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是鬼神作祟所致。为了驱除疾疫,人们采取软硬两手对付作崇的鬼神,即使用求神解崇和逐鬼除崇的方法。求神是为了安抚鬼神,使它不再作崇。而更多的作法则是通过各种措施撵鬼,周代称之为“难”,后世写作“傩”。《礼记·月令》说:“(仲冬)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孔颖达《月令疏》说:“此月之时,命有司之官大为傩祭,今傩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傩,仲秋为天子之傩,此则下及庶人,故云大傩。此时强阴既盛,年岁已终,若阴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害人。”可见从帝王到百姓都十分重视傩祭,规模也很大。大的傩祭每年要举行三次,前两次只有君臣才能参加,只有冬季这次大傩才“下及庶人”。进行傩鬼仪式的巫师叫“方相氏”。《周礼·夏官》说方相氏身披熊皮,头戴以黄金为四目的面具,身穿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一百个小隶进行四时撵鬼仪式,以搜索宫室驱除疫疠。遇国君办丧事,方相氏就在送葬的柩前开路,驱逐沿途的恶鬼。到墓地,方相氏又进入圹中,执戈攻击四方角落,究追潜伏在圹地的恶鬼。
东汉时,大傩叫“逐疫”,在腊祭前一天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其仪式甚详。其形式不仅有方相十二兽舞,有一百二十名扎红头巾、持大鼗、背挑弓棘矢的侲子(侲子由中黄门子弟担任),还有持火炬接力。最后把火炬投入洛水以象征把疫鬼赶入水中,以及作土牛送寒气,挂桃梗苇茭、九门磔禳等节目。
南北朝以后,历代大傩礼基本相似。从隋代开始,侲子通常增至二百四十人,场面更为宏大,气氛更为热烈。
朝廷之外,地方官府和庶民也有逐疫活动,但比较简单。主要方式是挂桃梗芦苇索于门,在门上画神荼、郁儡、钟馗等神以御恶鬼。后来,傩礼中的傩舞在民间得到了发展,由傩舞又演化出傩戏,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傩文化。至今在西南、中南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地区的有关傩的民俗或傩戏傩舞中,还可看到古代傩文化的残存仪式。
陕西黄陵县黄帝陵
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曾祭祀(包括望祀)先代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出巡,也仿效秦始皇的方法祭祀先王。同时,秦在雍城还有“九臣”、“十四臣”庙。(《史记·封禅书》)自汉代起,开始为历代先王立祠祭祀。汉初大封功臣,也有祭功臣于庙的制度,还修建麒麟阁,内画大功臣的肖像。隋代在京城立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的帝王,并且在先王遗迹处分别立祠。唐以后为历代开国皇帝和辅佐大臣立庙,宋代又增加对历代中兴之帝和守成之帝的祭祀。明太祖在京城总立历代帝王庙,明世宗嘉靖年间,在北京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并以历朝名臣配祭,于每年春秋二季仲春致祭。清代沿用此庙,并袭用明制。后来康熙帝说:“凡为天下主,除亡国及无道被杀,悉当庙祀。”(《清史稿·礼三》)于是增祀先代帝王一百四十三人,配祀功臣四十一人,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汉高祀鲁
(2)圣贤之祀。圣贤崇拜源于远古的英雄崇拜。“圣贤”是古人的提法,这里指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或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从而长久地受到全民族崇拜和敬仰的人,如孔子、关公(关羽)等。在圣贤崇拜中,最典型、最持久普遍的是祭拜孔子。孔子生前并不得意,死后才逐渐受到尊崇。汉高祖刘邦过鲁开始了中国的祭孔活动,但还只是一般的礼节,直到汉平帝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以后历代陆续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子庙,尊孔子为先圣先师。从学校到社会都普遍祭祀孔子、孔子弟子及历代大儒(后代还尊孔子弟子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孔学继承者孟子为亚圣)。南北朝时的太学和各地郡学还立有孔子、颜回庙。唐宋以后,孔子被不断加封,称为“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祭礼的规格由小祀、中祀到大祀,直至用天子的礼乐来尊崇,祭祀典礼极为隆重。曲阜孔庙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至今成为中国最大的宗庙建筑群。
周代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据《礼记· 文王世子》所载,有“释奠”、“释币(帛)”、“释菜”三项。所谓“释奠”,是设荐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无尸。“释币”是以帛奠享。“释菜”是以菜蔬设祭。这是始立学堂或开学之后学生入学的礼仪。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每年春秋二仲月行此礼,仪式则日趋繁琐。至清代,以北京国子监为太学,立孔庙,祭孔为大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雍正四年,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举国斋戒一日。在孔子故里(曲阜阙里),春秋祭祀的礼仪与北京太学相同。自周人为文王武王立文庙武庙后,历代祀典都立文武二庙,各州县也都有文武二庙。文庙祀孔子,武庙祀关公,至今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文庙和关帝庙的遗址。历代的祭孔活动,到后来只有纪念意义。而失去了宗教意义。孔子始终保持着大德先师的形象,祭孔的纪念意义超过对偶像的顶礼膜拜。
(3)祭先农、先蚕。先农又叫神农氏、烈山氏、田祖,汉以后通称先农,是后人对最早发展农业的氏族的尊称。原始时代的人们不知道房屋、用火和农业等是谁创造的,要崇拜这些事物的发明者,只好以氏(氏族、民族)相称,曰“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所以对神农氏的崇拜又远过于其他诸氏。古代对先农的祭祀又与籍田礼直接相关。周代制度,天子在祀先农时,要行籍田之礼,以示劝农。籍田祀先农,都在春季进行。《礼记·祭义》说:“天子为籍千亩,以为醴酪齐盛,敬之至也。”《诗经·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耤,十千维耦。”这是对周成王参加籍田礼的形象描写,可见祀先农时确有籍田礼这一节目。
籍田祀先农之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南朝宋文帝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民耕田情形。宋朝于朝阳门外立先农坛,以后稷配祀,先农由中祀改为大祀,由皇帝亲自主持,并行扶犁三推之仪,以示皇帝亲耕,天下农事开始。明代建先农坛于南郊,有观耕台。清朝建先农坛于正阳门外西南,帝王主祭先农并行籍田之礼。
在籍田祀先农的同时,还祭先蚕,由皇后主祭。《礼记·祭统》说:“天子亲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天子诸侯非莫耕(不是没人代耕),王后夫人非莫蚕(不是没人代她们养蚕),身至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据《后汉书·祀仪志上》记载,每年四月,皇后率公卿诸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桑,并“祠先蚕,礼以少牢。”魏晋以后,亲桑祀先蚕之礼与籍田祀先农之礼比附,于是相应地立了先蚕坛,又有皇后“采桑坛”。明代嘉靖年间在北京西苑(今北海公园)新建先蚕坛,废去北郊安定门外的旧坛。清代的先蚕坛也在西苑内,并有观桑台、亲蚕殿、先蚕神殿等,但明清两代的皇后很少亲自去祭祀,常派嫔妃或官员代祀。
历代所祀的先蚕各有不同。据《后汉书注》,汉代的先蚕是苑窊妇人和寓氏公主。黄省曾《蚕经》说蜀地以蚕女马头娘为先蚕。又传说黄帝妃螺祖是养蚕的创始人,北周以后螺祖被尊为蚕神。事实上,真正养蚕创始者谁也不知道,之所以历代出现不同的蚕神,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传说。
(4)五祀:户、灶、中溜、门、行。在周代,贵族有“五祀”的祭礼,有时又称为“七祀”。五祀都与人类日常起居炊食用水等有关。“五祀”、“七祀”具体指哪些神,旧说不一。《礼记·祭法》说七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户、灶;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郑玄又根据《礼记·月令》注《曲礼》,以为五祀指户、灶、中溜、门、行五神。
五祀又与五行、四季、五脏等搭配,《礼记·月令》的说法是木为户为脾,火为灶为肺,金为门为肝,水为行为肾,土为中溜为心。春祀户,夏祀灶,季夏(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祀行。汉代以后的祀典在《月令》五祀的基础上改“行”神为“井”神,称之为“门、户、井、灶、中溜”(《白虎通义·五祀》),都按季节行五祀之礼,孟冬之月“腊五祀”,总祭一次。
门与户是两种神,双扇曰“门”,单扇曰“户”。宫廷的中门,自大门至寝门都是双扇的,城邑门也是双扇的,室门为单扇,所以“户”指宅内各室之门。门户神的功能是“主出入”,后来变成避邪疫。
灶是用土或石砌起来可以烧火炊食的用具,灶神又称灶君、灶王。孔颖达《礼记· 礼器疏》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实际上灶神源于原始人的火塘崇拜。与灶神关系很密切的是炊神(古文献作爨神,又叫“奥”),炊事在古代通常由老妇负责,所以古人把想象中最早发明炊事的老妇奉为炊神,曰“先炊”。春秋时期灶神和炊神的祭祀方法不同。祭灶神要燔柴,祭炊神不燔柴,只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供奉。在汉高祖的祀典里也还有“先炊”,祀“古炊母神”。由于灶、炊二神的关系太密切,因此在春秋末年就有很多人分不清二神的祭礼。汉以后,灶、炊二神便合在一起,以灶神名义而祀之。
中溜神即住宅神。“溜”本指屋顶流雨水的地方,古代宫室之制为四合院(前堂后室,左右廊庑),中间小院俗称天井,也即所谓中溜,为四周雨水流往之处,所以中溜又成了住宅的代称。中溜神的职责是“主堂室居处”。周制,庶民在五祀中只能立一祀,即只能祭户或祭灶,以至民间只流行门神灶神,中溜神只保存在官方的祀典中。
唐、宋、元时,又采用《礼记·祭法》的天子七祀之说,所增祀的“司命”不是星辰崇拜中的文昌宫座的“司命”,而是宫中小神,“主督察三命”,即督察人的年寿、行为、善恶。所增祀的“厉”指厉鬼,即无人祭祀的野鬼和恶鬼。司命和厉在上述五祀中不伦不类,在祀典中没有代表性,因此明、清两代仍行五祀之礼,年终时在太庙西庑下合祭。清康熙后,罢去门、户、中溜、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
(5)祀高禖。高禖是专司生殖的女神。祀高禖是乞子之祭,这是由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生殖女神崇拜发展而来的。文献中,《礼记· 月令》始载高禖之祭:“是月也(指仲春二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意思说仲春二月燕子飞来时,便举行祀高禖之礼,届时天子亲往,后妃则率众嫔同去,用牛羊豕三牲祭高禖神,祈求生育。所带的弓袋弓矢都是男子的用器,这是为了求生男孩。
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以太牢祀之,礼仪隆重。汉以后封建王朝的正统祀典,始终依《月令》称生殖女神为高禖,而民间则按本民族本地区的习惯来附会生殖女神。如附会西王母为主生育的“王母娘娘”,或把佛教女菩萨观音附会为“送子观音”等。但无论是王朝还是民间,尽管乞子的目的各不相同,但生育崇拜却是全社会人们共有的观念。到后来,乞子祀高禖的宗教活动在民间则逐渐成了一种民俗。
(6)傩。傩是驱除疾疫之礼。上古时代,人们对疾病和瘟疫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是鬼神作祟所致。为了驱除疾疫,人们采取软硬两手对付作崇的鬼神,即使用求神解崇和逐鬼除崇的方法。求神是为了安抚鬼神,使它不再作崇。而更多的作法则是通过各种措施撵鬼,周代称之为“难”,后世写作“傩”。《礼记·月令》说:“(仲冬)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孔颖达《月令疏》说:“此月之时,命有司之官大为傩祭,今傩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傩,仲秋为天子之傩,此则下及庶人,故云大傩。此时强阴既盛,年岁已终,若阴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害人。”可见从帝王到百姓都十分重视傩祭,规模也很大。大的傩祭每年要举行三次,前两次只有君臣才能参加,只有冬季这次大傩才“下及庶人”。进行傩鬼仪式的巫师叫“方相氏”。《周礼·夏官》说方相氏身披熊皮,头戴以黄金为四目的面具,身穿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一百个小隶进行四时撵鬼仪式,以搜索宫室驱除疫疠。遇国君办丧事,方相氏就在送葬的柩前开路,驱逐沿途的恶鬼。到墓地,方相氏又进入圹中,执戈攻击四方角落,究追潜伏在圹地的恶鬼。
东汉时,大傩叫“逐疫”,在腊祭前一天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其仪式甚详。其形式不仅有方相十二兽舞,有一百二十名扎红头巾、持大鼗、背挑弓棘矢的侲子(侲子由中黄门子弟担任),还有持火炬接力。最后把火炬投入洛水以象征把疫鬼赶入水中,以及作土牛送寒气,挂桃梗苇茭、九门磔禳等节目。
南北朝以后,历代大傩礼基本相似。从隋代开始,侲子通常增至二百四十人,场面更为宏大,气氛更为热烈。
朝廷之外,地方官府和庶民也有逐疫活动,但比较简单。主要方式是挂桃梗芦苇索于门,在门上画神荼、郁儡、钟馗等神以御恶鬼。后来,傩礼中的傩舞在民间得到了发展,由傩舞又演化出傩戏,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傩文化。至今在西南、中南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地区的有关傩的民俗或傩戏傩舞中,还可看到古代傩文化的残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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