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江西庐陵(今吉安)人。父亲是进士出身,做过小官,早卒。修四岁而孤,少年穷苦。母亲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为书。后随叔父在隋州,借李姓藏书抄诵。得《昌黎集》残书,读之,大好。敬佩韩愈,仿作古文。二十岁,进京赴考。二十四岁中进士,出为西京(洛阳)推官。与谢绛、尹洙、梅尧臣为友,时同游。
为友,时同游。1034年入为秘阁校理。
1036年,年三十,范仲淹忤吕夷简罢出,修致书司谏高若讷,责其不言,骂他出入朝中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出其书于朝,修被贬为夷陵(今宜昌)令。
1040年,入朝。
1043年,知谏院。
1044年,为龙图阁直学士。
1045年,为人所排挤诬陷,罢职,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作《丰乐亭记》及《醉翁亭记》,年四十,即自号醉翁。
1048年,徙知扬州。
1049年,移知颍州,乐西湖之胜,将卜居。
1050年,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
1052年,以母忧,归颍州。
1054年,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1057年,知礼部贡举。其后又入朝,为翰林学士,修《唐书》(与宋祁分任主编),知贡举。历官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
1071年,告老,以太子少师致仕。
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
欧阳修一生宗仰韩愈,又从尹师鲁游,学作古文,而造诣特高。欧阳修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近于元老派,很推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所作为的贤相。早年还比较激进,晚年当王安石执政时,就趋向保守了。
欧阳修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正统思想,主张发扬孔孟之道。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孔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欧阳修要继承、发扬儒家道统,要“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他继承韩愈“原道”思想,而作《本论》。韩愈排斥佛老,尊重儒教,以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自命,合道统与文统为一。古文运动不单是文体方面的改革,同时也是思想方面的改革,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写文章要根抵六经,发挥孔孟之道,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上层建筑。欧阳修的中心思想也是如此,古文要表现的是儒家思想。《本论》之意谓中国不失教化,则夷狄之教无由入,故以固本为首要。固本包括农桑与仁义之教化。因为佛教的势力不如唐代的顽强,所以欧阳修的排佛也不像韩愈那样激切。比较《本论》和《原道》就可以明白。有佛教徒而能诗文的,他也加以奖掖,例如对释秘演、释惟俨等,为之作诗文集序。
欧阳修绝不好道求仙,他没有神仙思想、求长生等等一套观念。他认为人生飘忽,是短暂的,但是可以不朽于后世。那便是《左传》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此为三不朽。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的《鸣蝉赋》认为,鸣蝉喧聒一时,“有若争能”,但“忽时变以物改,咸漠然而无声!”而人则不同,“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故能“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不过文章虽工,假定没有内容,那么等于“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送徐无党南归序》)。美丽的文章与工巧的语言,不足以不朽。足以不朽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而三者中又应以立德为首要。“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同上文)此为儒家正统思想,以蓄道德能文章为标准。劝人如此,自勉如此。
因此欧阳修主张文章要发扬道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反对文士自认为“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再次发挥了文学必须明道的观念。张秀才请他看古今杂文十数篇,固为为学有志,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他认为是不切实的。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据此可知他所谓好古,是以恢复光大孔孟之道为职志。欧阳修揭起了正统文学的旗帜。人们也推崇他道德与文章不偏废。自欧阳修以后,道学、功业、文章离开。二程、周、张得道学,王安石得政治,苏轼得文章、文艺。
古文派都以根抵六经为标帜,经术与文学合一,这当然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结果。不过比较起来,韩、欧、曾、王是古文与经术合一的。柳、三苏的思想并不纯粹。柳宗元有庄子、屈子的思想,苏洵、苏辙有纵横家的思想,苏轼参以佛老。
欧阳修一生嫉恶如仇,爱贤若渴。在政治上钦佩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几位贤臣。作《朋党论》,认为君子有朋党,以义为结合,是真朋党;小人以利结合,利尽则散,只是伪朋党。国君应该近君子党,斥小人之伪党。“朋党”并非恶名。当时政治斗争激烈,宰相擅权,往往借朋党之名,以排挤君子,故发如此论。欧阳修既景仰先辈,同时又为援引后进,不遗余力。古文家曾巩,笃道君子,出欧门下。王安石为曾巩同乡,欧阳修亦屡热忱予以奖掖。知贡举时,得苏轼卷,大为激赏,举为进士。欧阳修谓“吾当放出一头地”,许为将来文学第一人,在他自己之上。三苏皆与欧公善。北宋古文大家,称欧曾王苏(三苏),而欧阳修实为领袖。
欧阳修是宋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古文主张和他首创的古文运动,直到欧阳修的大力提倡,而完成之。此后骈文只是成为通行之公文与应酬文字。欧阳修有深厚的思想感情,而出之以和婉流畅的散文风格。他比之韩愈,又自不同。韩愈深厚雄博,但尚喜用古字,造句奇崛,雄健有余而流畅不足;欧公虽写古文,而选用平易习用的词汇,更明白易懂。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一文作了比较: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指欧阳修———编者)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经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骈四俪六的浮华的骈文,一方面也反对钩章棘句、艰涩险怪的文章。其知贡举时,痛抑钩章棘句派的士子。榜出,嚣薄之士,候修入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发文投其家。但自是文风稍变。
欧阳修的山水文章,不单是纯粹的流连景物。有名的《醉翁亭记》,是一篇轻松愉快的抒情散文。全篇用“也”字为节奏,似乎是游戏之作,而非常自然,可代表欧阳修的散文风格。写了滁州山水,同时主要是写太守和人民“醉能同其乐”。《丰乐亭记》同为欧阳修作滁州太守时所作。两文内容并不徒流于风景之美,主题思想在于人民安乐(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能享小康的丰乐,然后刑省政闲,太守得以宴乐而享山水清福。与他主张的贤能政治有关,不失为贤太守的风度。《泷冈阡表》是他晚年在故乡泷冈为表父亲之墓而作的。主要以母亲平时所说他的父亲平素的为人,表扬父德。他的父亲是一位进士,历任州县判官、推官,宽厚有仁德;认真处理公事,决死囚狱,反复考虑,不愿枉死一人,爱护人民。因而有遗泽,使欧阳修得以享高官厚禄。这篇文章,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孝观念,而感情真挚,是应该肯定的。
欧阳修的古文,善于布局。虽平易实为经心之作。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有美堂记》、《相州画锦堂记》,艺术性都强。《醉翁亭记》由滁说到山,山到峰,到泉,到亭,由大及小,然后谈山林的晦明变化,谈人,谈到太守宴,太守之乐反映滁州的太平无事。《丰乐亭记》述由乱到治,遗老尽亡,时代推移,归结于王化。《有美堂记》说山水与都会兼胜,惟杭州与金陵,而金陵荒废,独杭兼美。凡此皆宋人理路清楚,短文中有曲折布局,如山水画之美。有艺术性。在开创时代是新鲜的,后人学之便成为“古文笔法”的滥调了。
欧公长于史学。修《唐书》(与宋祁合作),修《五代史》,追慕司马迁,颇得《史记》笔力。他为朋友作墓铭,文集、诗写序、跋甚多,以表扬贤者。又搜集金石、铭刻,作《集古录》开考古金石学之先风。其《集古录目序》及《六一居士传》(仿白乐天《醉吟先生传》)表现其晚年之志趣。
欧阳修除古文外,亦善诗赋。赋不多,有《鸣蝉赋》和《秋声赋》等,深于情,而风格流畅,亦间用散语,已开宋赋作风。诗反西昆体,学韩愈、白居易。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是一篇代表作。他在秋天,从汴京出发南行,开始十句描写秋日旅途风景,颇似陶谢。下面转到怀念朋友,对苏、梅诗分别致叹赏及评论语。有比喻有议论,清切不肤泛,新鲜,不袭唐人。《啼鸟》诗是他在夷陵所作。贬于僻地,见春鸟乱鸣,感兴而作。描写许多鸟鸣,参差错落,极有风趣。其思想感情近白乐天,而语言不同。《食糟民》反映人民困苦生活,酿酒的人不能饱腹,反用酒糟来充饥。近白居易新乐府。其《赠杜默》诗云:“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其作诗主张同白居易。
《明妃曲》二首与《庐山高》是欧阳修平生最得意之作。他醉后谓其子云:“我诗《庐山高》,今人不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惟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则子美不能,惟吾能之也。”今观《庐山高》虽造句奇峭,意思不平,不及太白远矣。惟《明妃曲》二首确为佳作。现将《明妃曲》二首与李杜诗作一比较分析: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第一首叙明妃远嫁,以“风沙无情貌如玉”句致惋惜同情的情感。在西汉时国力强盛,呼韩邪单于来向汉表示归顺之意,故汉元帝以宫女遣嫁,表示和亲政策,联络感情。王昭君有美色,其远嫁匈奴的故事,成为诗歌、小说的题材。汉人与匈奴人生活不同,远离中原,女性是被压迫者、牺牲品,所以博得人民的同情。首先作《昭君曲》或《明妃辞》者有石崇的乐府,此后南北朝、唐代都有乐府辞,述昭君事。唐时有《昭君变》说唱变文。李白有《王昭君》二首,其第一首末云:
第二首末云: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云:
前两句咏昭君故乡。后两句中以“青冢”对“紫台”,与李白诗以“青冢”对“黄金”略同。李杜诗均佳。因昭君既为众人作诗歌的通俗题材,写起来不易出色。而王安石、欧阳修咏昭君之诗,为宋诗中之杰作。均有深刻的说理与议论,为宋诗的特色。
欧阳修《明妃曲》第一首,多转折,愈转愈深。最后四句尤为创见。意思说,一般女子能弹昭君琵琶曲,而不能体会此曲悲哀情调。着重说明艺术是表现生活的,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经验。惟有生活经验丰富,然后能体会艺术,表达出作者的感情来。第二首,初八句尚是泛写。“耳目所及”二句转入议论,议论精辟,亦是创造性见解。议论感慨,有老杜风格。批判汉元帝的糊涂,借以批判一般统治者的昏庸。后面再转入女色之不足恃,而慨叹于红颜薄命,立意均高。
此为和诗,故在此再与荆公原诗进行比较。王安石两首《明妃曲》意格高妙,更有创见: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不自持”指禁不住见昭君之美而有所动于心(参看《后汉书·南匈奴传》)。意态画不成,枉杀毛延寿,比写人又深进一层,言女子之美在乎体态,非画工可以画出,毛延寿亦枉杀也。极写昭君之美,非画图可表。意思突出独立。最后君不见长门闭阿娇事,以慰昭君,亦慨叹于女性的一般薄命。女性为帝王所玩弄,即使长在宫中,也不免失宠。第二首中“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豪放。最后四句亦是介甫独发之议论,不同众人。谓汉帝既不能知昭君,薄待她,则恩情浅。昭君能见重于单于,则胡恩深。人心贵得知心,何分汉胡,远嫁也没有什么。人谓介甫,不近人情,发此类激烈的言论。这样说,在对祖国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后面“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以悲哀语作结,论昭君不幸之遭遇,并没有说昭君到匈奴后是得意的。此首大意同前首“人生失意无南北”语。
欧阳修诗近白居易,而开始变革,但不及梅圣俞、苏东坡之成熟。
欧阳修亦多作小词,与二晏并称欧晏。词集名《六一居士词》、《醉翁琴趣外篇》。欧词继承花间一派婉丽作风,如《蝶恋花》数首。其中亦入《阳春集》,与冯延己词混,不易辨明作者。欧词“六曲栏干偎碧树”(《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蝶恋花》)、“独倚危楼风细细”(《蝶恋花》)诸章,皆为名篇,情致缠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皆深情语。
《踏莎行》结构极好。前半写行者,后半写居者。“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即景抒情,都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高度。
《六一词》中的《采桑子》若干篇,咏颍州西湖景物。写十二节令、七夕、重阳等景物,为时序小曲体。《渔家傲》咏荷花“年年苦在中心里”有古乐府风味。《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篇,《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篇中之“绿杨楼外出秋千”句,皆为名篇名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出”字见精神。清代徐釚《词苑丛谈》卷四云:“李君实云曹无咎评欧阳永叔《浣溪沙》云,‘绿杨楼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后道不到处。予按王摩诘诗‘秋千竞出垂杨里’,欧阳公词总本此,晁偶忘之耶。”
总之,欧阳词高雅婉丽,出于花间南唐风格。欧晏词为北宋第一时期的词。欧公能自歌小曲,同时他的小词亦传唱于歌伎。
欧词一般写女性的多,较柔媚,似乎与“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相抵触。后来推崇他的人就辩解说这些词并非欧阳所作。曾慥《乐府雅词·序》云: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又蔡絛《西清诗话》云:
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伪作。
《名臣录》也说:
修知贡举,为下第刘��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
《望江南》诬之。这样的辩护是不必的。陶渊明高洁,有些悠然世外,但他写有《闲情赋》。这些不是什么玉瑕珠 。在欧阳修当时,晏殊以刚峻见称,但词极柔弱纤媚;司马光和寇准那么耿介,他们的词也婉约而澹远。欧阳修写作这样的词自是不足为怪的。
为友,时同游。1034年入为秘阁校理。
1036年,年三十,范仲淹忤吕夷简罢出,修致书司谏高若讷,责其不言,骂他出入朝中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出其书于朝,修被贬为夷陵(今宜昌)令。
1040年,入朝。
1043年,知谏院。
1044年,为龙图阁直学士。
1045年,为人所排挤诬陷,罢职,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作《丰乐亭记》及《醉翁亭记》,年四十,即自号醉翁。
1048年,徙知扬州。
1049年,移知颍州,乐西湖之胜,将卜居。
1050年,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
1052年,以母忧,归颍州。
1054年,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1057年,知礼部贡举。其后又入朝,为翰林学士,修《唐书》(与宋祁分任主编),知贡举。历官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
1071年,告老,以太子少师致仕。
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
欧阳修一生宗仰韩愈,又从尹师鲁游,学作古文,而造诣特高。欧阳修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近于元老派,很推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所作为的贤相。早年还比较激进,晚年当王安石执政时,就趋向保守了。
欧阳修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正统思想,主张发扬孔孟之道。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孔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欧阳修要继承、发扬儒家道统,要“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他继承韩愈“原道”思想,而作《本论》。韩愈排斥佛老,尊重儒教,以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自命,合道统与文统为一。古文运动不单是文体方面的改革,同时也是思想方面的改革,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写文章要根抵六经,发挥孔孟之道,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上层建筑。欧阳修的中心思想也是如此,古文要表现的是儒家思想。《本论》之意谓中国不失教化,则夷狄之教无由入,故以固本为首要。固本包括农桑与仁义之教化。因为佛教的势力不如唐代的顽强,所以欧阳修的排佛也不像韩愈那样激切。比较《本论》和《原道》就可以明白。有佛教徒而能诗文的,他也加以奖掖,例如对释秘演、释惟俨等,为之作诗文集序。
欧阳修绝不好道求仙,他没有神仙思想、求长生等等一套观念。他认为人生飘忽,是短暂的,但是可以不朽于后世。那便是《左传》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此为三不朽。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的《鸣蝉赋》认为,鸣蝉喧聒一时,“有若争能”,但“忽时变以物改,咸漠然而无声!”而人则不同,“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故能“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不过文章虽工,假定没有内容,那么等于“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送徐无党南归序》)。美丽的文章与工巧的语言,不足以不朽。足以不朽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而三者中又应以立德为首要。“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同上文)此为儒家正统思想,以蓄道德能文章为标准。劝人如此,自勉如此。
因此欧阳修主张文章要发扬道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反对文士自认为“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再次发挥了文学必须明道的观念。张秀才请他看古今杂文十数篇,固为为学有志,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他认为是不切实的。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据此可知他所谓好古,是以恢复光大孔孟之道为职志。欧阳修揭起了正统文学的旗帜。人们也推崇他道德与文章不偏废。自欧阳修以后,道学、功业、文章离开。二程、周、张得道学,王安石得政治,苏轼得文章、文艺。
古文派都以根抵六经为标帜,经术与文学合一,这当然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结果。不过比较起来,韩、欧、曾、王是古文与经术合一的。柳、三苏的思想并不纯粹。柳宗元有庄子、屈子的思想,苏洵、苏辙有纵横家的思想,苏轼参以佛老。
欧阳修一生嫉恶如仇,爱贤若渴。在政治上钦佩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几位贤臣。作《朋党论》,认为君子有朋党,以义为结合,是真朋党;小人以利结合,利尽则散,只是伪朋党。国君应该近君子党,斥小人之伪党。“朋党”并非恶名。当时政治斗争激烈,宰相擅权,往往借朋党之名,以排挤君子,故发如此论。欧阳修既景仰先辈,同时又为援引后进,不遗余力。古文家曾巩,笃道君子,出欧门下。王安石为曾巩同乡,欧阳修亦屡热忱予以奖掖。知贡举时,得苏轼卷,大为激赏,举为进士。欧阳修谓“吾当放出一头地”,许为将来文学第一人,在他自己之上。三苏皆与欧公善。北宋古文大家,称欧曾王苏(三苏),而欧阳修实为领袖。
欧阳修是宋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古文主张和他首创的古文运动,直到欧阳修的大力提倡,而完成之。此后骈文只是成为通行之公文与应酬文字。欧阳修有深厚的思想感情,而出之以和婉流畅的散文风格。他比之韩愈,又自不同。韩愈深厚雄博,但尚喜用古字,造句奇崛,雄健有余而流畅不足;欧公虽写古文,而选用平易习用的词汇,更明白易懂。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一文作了比较: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指欧阳修———编者)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经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骈四俪六的浮华的骈文,一方面也反对钩章棘句、艰涩险怪的文章。其知贡举时,痛抑钩章棘句派的士子。榜出,嚣薄之士,候修入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发文投其家。但自是文风稍变。
欧阳修的山水文章,不单是纯粹的流连景物。有名的《醉翁亭记》,是一篇轻松愉快的抒情散文。全篇用“也”字为节奏,似乎是游戏之作,而非常自然,可代表欧阳修的散文风格。写了滁州山水,同时主要是写太守和人民“醉能同其乐”。《丰乐亭记》同为欧阳修作滁州太守时所作。两文内容并不徒流于风景之美,主题思想在于人民安乐(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能享小康的丰乐,然后刑省政闲,太守得以宴乐而享山水清福。与他主张的贤能政治有关,不失为贤太守的风度。《泷冈阡表》是他晚年在故乡泷冈为表父亲之墓而作的。主要以母亲平时所说他的父亲平素的为人,表扬父德。他的父亲是一位进士,历任州县判官、推官,宽厚有仁德;认真处理公事,决死囚狱,反复考虑,不愿枉死一人,爱护人民。因而有遗泽,使欧阳修得以享高官厚禄。这篇文章,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孝观念,而感情真挚,是应该肯定的。
欧阳修的古文,善于布局。虽平易实为经心之作。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有美堂记》、《相州画锦堂记》,艺术性都强。《醉翁亭记》由滁说到山,山到峰,到泉,到亭,由大及小,然后谈山林的晦明变化,谈人,谈到太守宴,太守之乐反映滁州的太平无事。《丰乐亭记》述由乱到治,遗老尽亡,时代推移,归结于王化。《有美堂记》说山水与都会兼胜,惟杭州与金陵,而金陵荒废,独杭兼美。凡此皆宋人理路清楚,短文中有曲折布局,如山水画之美。有艺术性。在开创时代是新鲜的,后人学之便成为“古文笔法”的滥调了。
欧公长于史学。修《唐书》(与宋祁合作),修《五代史》,追慕司马迁,颇得《史记》笔力。他为朋友作墓铭,文集、诗写序、跋甚多,以表扬贤者。又搜集金石、铭刻,作《集古录》开考古金石学之先风。其《集古录目序》及《六一居士传》(仿白乐天《醉吟先生传》)表现其晚年之志趣。
欧阳修除古文外,亦善诗赋。赋不多,有《鸣蝉赋》和《秋声赋》等,深于情,而风格流畅,亦间用散语,已开宋赋作风。诗反西昆体,学韩愈、白居易。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是一篇代表作。他在秋天,从汴京出发南行,开始十句描写秋日旅途风景,颇似陶谢。下面转到怀念朋友,对苏、梅诗分别致叹赏及评论语。有比喻有议论,清切不肤泛,新鲜,不袭唐人。《啼鸟》诗是他在夷陵所作。贬于僻地,见春鸟乱鸣,感兴而作。描写许多鸟鸣,参差错落,极有风趣。其思想感情近白乐天,而语言不同。《食糟民》反映人民困苦生活,酿酒的人不能饱腹,反用酒糟来充饥。近白居易新乐府。其《赠杜默》诗云:“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其作诗主张同白居易。
《明妃曲》二首与《庐山高》是欧阳修平生最得意之作。他醉后谓其子云:“我诗《庐山高》,今人不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惟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则子美不能,惟吾能之也。”今观《庐山高》虽造句奇峭,意思不平,不及太白远矣。惟《明妃曲》二首确为佳作。现将《明妃曲》二首与李杜诗作一比较分析: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再和明妃曲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第一首叙明妃远嫁,以“风沙无情貌如玉”句致惋惜同情的情感。在西汉时国力强盛,呼韩邪单于来向汉表示归顺之意,故汉元帝以宫女遣嫁,表示和亲政策,联络感情。王昭君有美色,其远嫁匈奴的故事,成为诗歌、小说的题材。汉人与匈奴人生活不同,远离中原,女性是被压迫者、牺牲品,所以博得人民的同情。首先作《昭君曲》或《明妃辞》者有石崇的乐府,此后南北朝、唐代都有乐府辞,述昭君事。唐时有《昭君变》说唱变文。李白有《王昭君》二首,其第一首末云:
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第二首末云:
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前两句咏昭君故乡。后两句中以“青冢”对“紫台”,与李白诗以“青冢”对“黄金”略同。李杜诗均佳。因昭君既为众人作诗歌的通俗题材,写起来不易出色。而王安石、欧阳修咏昭君之诗,为宋诗中之杰作。均有深刻的说理与议论,为宋诗的特色。
欧阳修《明妃曲》第一首,多转折,愈转愈深。最后四句尤为创见。意思说,一般女子能弹昭君琵琶曲,而不能体会此曲悲哀情调。着重说明艺术是表现生活的,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经验。惟有生活经验丰富,然后能体会艺术,表达出作者的感情来。第二首,初八句尚是泛写。“耳目所及”二句转入议论,议论精辟,亦是创造性见解。议论感慨,有老杜风格。批判汉元帝的糊涂,借以批判一般统治者的昏庸。后面再转入女色之不足恃,而慨叹于红颜薄命,立意均高。
此为和诗,故在此再与荆公原诗进行比较。王安石两首《明妃曲》意格高妙,更有创见:
明妃曲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不自持”指禁不住见昭君之美而有所动于心(参看《后汉书·南匈奴传》)。意态画不成,枉杀毛延寿,比写人又深进一层,言女子之美在乎体态,非画工可以画出,毛延寿亦枉杀也。极写昭君之美,非画图可表。意思突出独立。最后君不见长门闭阿娇事,以慰昭君,亦慨叹于女性的一般薄命。女性为帝王所玩弄,即使长在宫中,也不免失宠。第二首中“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豪放。最后四句亦是介甫独发之议论,不同众人。谓汉帝既不能知昭君,薄待她,则恩情浅。昭君能见重于单于,则胡恩深。人心贵得知心,何分汉胡,远嫁也没有什么。人谓介甫,不近人情,发此类激烈的言论。这样说,在对祖国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后面“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以悲哀语作结,论昭君不幸之遭遇,并没有说昭君到匈奴后是得意的。此首大意同前首“人生失意无南北”语。
欧阳修诗近白居易,而开始变革,但不及梅圣俞、苏东坡之成熟。
欧阳修亦多作小词,与二晏并称欧晏。词集名《六一居士词》、《醉翁琴趣外篇》。欧词继承花间一派婉丽作风,如《蝶恋花》数首。其中亦入《阳春集》,与冯延己词混,不易辨明作者。欧词“六曲栏干偎碧树”(《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蝶恋花》)、“独倚危楼风细细”(《蝶恋花》)诸章,皆为名篇,情致缠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皆深情语。
《踏莎行》结构极好。前半写行者,后半写居者。“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即景抒情,都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高度。
《六一词》中的《采桑子》若干篇,咏颍州西湖景物。写十二节令、七夕、重阳等景物,为时序小曲体。《渔家傲》咏荷花“年年苦在中心里”有古乐府风味。《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篇,《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篇中之“绿杨楼外出秋千”句,皆为名篇名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出”字见精神。清代徐釚《词苑丛谈》卷四云:“李君实云曹无咎评欧阳永叔《浣溪沙》云,‘绿杨楼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后道不到处。予按王摩诘诗‘秋千竞出垂杨里’,欧阳公词总本此,晁偶忘之耶。”
总之,欧阳词高雅婉丽,出于花间南唐风格。欧晏词为北宋第一时期的词。欧公能自歌小曲,同时他的小词亦传唱于歌伎。
欧词一般写女性的多,较柔媚,似乎与“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相抵触。后来推崇他的人就辩解说这些词并非欧阳所作。曾慥《乐府雅词·序》云: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又蔡絛《西清诗话》云:
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伪作。
《名臣录》也说:
修知贡举,为下第刘��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
《望江南》诬之。这样的辩护是不必的。陶渊明高洁,有些悠然世外,但他写有《闲情赋》。这些不是什么玉瑕珠 。在欧阳修当时,晏殊以刚峻见称,但词极柔弱纤媚;司马光和寇准那么耿介,他们的词也婉约而澹远。欧阳修写作这样的词自是不足为怪的。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古译文网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