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五史所见“实学”概念谈起

        “实学”概念不仅见于古代学者文集中,也见于古代史书当中,二十五史属官修正史,它关于“实学”一词的用法,应该符合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二十五史中“实学”意义的演变,也是反映历史上“实学”意义变化的一个缩影。下面我们对二十五史所见有关“实学”字样的资料作些分析。
        (1)“实学”概念缘起。历史上一个概念的提出和沿用,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蕴。那么“实学”用语是怎样形成的呢?
        “实学”一词,在二十五史最早见于《旧唐书·杨绾传》,在征引正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实学”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唐代科举制度,以明经、进士二科为主干。明经科重帖经与墨义,在于测试考生对经传的死记硬背功夫。进士科重诗赋,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华,因而进士特别受到社会的尊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与“质”之间形成一对矛盾,但在孔子那里,则更重视内德的修养。可是,自魏晋六朝以来,社会崇尚文学之风日盛,至唐代则主要以诗赋声律取士。并且唐代铨选制度中规定可以“投牒自应”,允许“自举”、“自进”。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产生了许多流弊:以诗赋取士,“不切于政”。唐玄宗时,洋州刺史赵匡曾上《选举议》,列举科举十大弊病,其中讲到考试不求治国之才,专取诗赋之工丽,“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故当官少称职之吏”。而一般士人“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誉同类,用以争先”。士人走门路,拉关系,成为风气。门阀世族则把持选举,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朋党。正是针对唐代科举制度这些弊端,杨绾才提出改变现行科举制度,以“实学”取士的主张。
        (2)“实学”指谓。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书,批评当时文人“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祖习既深,奔竞为务”,同时也批评“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因而请求并停明经、进士科,按照古代察举孝廉的办法,选拔那些“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义,才堪策试者”。其奏疏说:
        “取《左传》、《公羊》、《穀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旧唐书》卷一一九)
        杨绾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支持,但翰林学士等则认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于是诏令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从杨绾的上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所谓“实学”乃是就培养和选拔人才提出的,它主要是针对唐代以诗赋取士所形成的“浮竞”风气而言的,它的内容包括:一、通经;二、修德;三、用世。它规定了以后所谓的“实学”的理论框架。由于杨绾的建议并未得到彻底贯彻,诗赋、帖括取士与“实学”取士并行,因而有后世所谓“实学”与词章之学的长期抗争。为了说明此点,我们再征引一些资料。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胡瑗的湖学教法在书院中立经义、治理二斋,讲究“明体达用”之学,以抵制词章之学。由此可见胡瑗“实学”的内容也不外是通经(“经义”)、修德(“明体”)、用世(“治事”)三项。所谓“湖学教法”也是就教育制度的改良而言的。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载,元世祖时,朝廷君臣议设取士科,董文忠奏对:“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由此看来,治经、讲孔孟之道、修身治国就是“实学”,这里“实学”的范围也不外通经、修德、用世三个层面,“实学”同样是与“诗赋空文”相对的。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本立少有大志,读书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尝谓之曰:‘学者争务科举,以穷经为名,而无实学。子质近厚,当志圣贤之学。’”有“穷经”之名,而无德行之实者,不谓之“实学”,这里“实学”专指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言。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一》,顺治皇帝谕礼部曰:“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学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以经术为本,理学、道德、经济等“明体达用”之学即是“实学”。
        《清史稿》卷一○九《选举四》载,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乾隆时期是清代鼎盛时期,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对诗赋之爱好,“诗赋”不再与“实学”对峙,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词藻、徒具形式的文体。这一时期,桐城派古文流派兴起,主张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词章之学开始受到肯纳,但仍不时受到排摈,尤其是咸丰年间经历列强侵略,清王朝要培植国本,思以实学振励士人。《清史稿》卷一○六《选举一》载:“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清史稿》卷一○七,《选举二》载:“光绪丙申、丁酉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中外臣工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诏饬裁改,礼部议准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陕西等省创设格致实学书院,以补学堂之不逮焉。”晚清政府改良教育,将旧式书院的教育方法变通而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方法,并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增加西学的课程。晚清儒者对“实学”的理解,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仍未突破经史、修己、用世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框架
        (3)“实学”对立面。“实学”的指谓既然如上所说,那它的对立面是什么?第一,从唐代宗开始一直到清同治年间,“实学”基本上与“诗赋空文”相对峙。第二,由于“实学”有通经、修德的自身规定,诸子百家之学被排在“实学”之外,如《清史稿》卷九八所说:“崇经义,屏百家浮竞,敦实学,人知兴行。”由此可见,实学即儒学。第三,“实学”要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把“经义”当作“套类”,而无德行之实,也不能称为“实学”。如此说来,也不是所有的儒者之学都可称“实学”,只有“真儒”之学方可称“实学”。
        上面我们对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二字的主要资料作了诠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作些理论分析。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概念的资料共计四十四条,最早一条出自唐代杨绾。在我们未穷尽古代文献之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正史之外的文献中还可能有比杨绾时间更早的“实学”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杨绾所谈的“实学”与培养、选拔人才的取士制度有关,并且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后世所谈的“实学”也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杨绾所说“实学”,就是“实学”概念的起源。从唐代杨绾至晚清,“实学”的意义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并且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
        为什么“实学”主张出现于唐代,并一直为统治者所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探讨的。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教育与政治的反差。唐以后在学术界经常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批评。“所学”是就教育而言,“所用”是就政治而言。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官吏要从士人中选拔,而士人为了应举,就必须习学帖括与诗赋,但通过帖括与诗赋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大都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虽然唐以后各代试图对此有所纠正,但一方面国家本身要通过科举考试遴选一批能起草诏书、制诰的文学之士;另一方面,考生要歆动考官,首先就要文笔出色。这样“以诗赋取人”的方式虽然总在被矫正,却又总不能被克服。
        第二,诗化精神与实际事务的反差。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社会上因而逐渐悬浮出一个庞大的有闲文人阶层,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诗赋”文化。这种“诗赋”文化至唐代以后发展为一个个巅峰。历代朝廷君臣以至一般士人,抒情咏怀、游历交际、四时佳兴、宴飨庆吊,甚至案狱判词,往往皆以“诗赋”形式出现,所以古代中国也可以说是具有“诗化精神”的国度。在文人圈子中,无诗不成雅趣,“诗赋”几乎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诗人的浪漫、超脱性格与处理实际事务所需要的勤谨、周密乃至不怕琐碎的品格显然是不协调的。从选拔“干济实事”的政治人才的角度考虑,当然这种“诗化精神”越少越好,但这种“诗化精神”在文人社会中有其特殊的地位,这又是不能被消除的根本原因。
        第三,学术取向与社会结构的反差。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伦理型社会,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其理论的表现。而魏晋隋唐以降,佛、老之学盛行,表现出一种游离社会伦常的倾向,因而引起儒家学者的关注,不断强调确立并强化儒学孔孟之道的地位。
        概括上面分析的三方面内容,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而科举考试则是这种反差的调节者,国家往往通过功令来诱导学者的学术取向。二十五史中的“实学”资料往往与“选举”问题有关,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而统治者之所以支持“实学”,也是因为“实学”标示一种学术取向,即首先要学者具有立身的根基(“德行”),要精通治国安民的理论(“经学”),并具有治国安民的才能(“用世”)。“实学”二字所标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它不是一门学科,不是表示一个学术流派或学说体系,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关于此点,我们后面再详谈。